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一则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消息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在百余个城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为儿童发展保驾护航，将“每一个儿童都值得被关爱，每一个儿童都需要被呵护”的理念转化为生动的实践。

那么，什么样的城市和环境才算是“儿童友好”？对此，国内一些地区与研究团队分别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构建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将“儿童友好”这一略显抽象的发展理念具象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标准规范，使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每个环节都能精准匹配儿童成长需求，让“儿童友好”成为可感知、可评价的社会实践。

从“1米高度”

看城市离“儿童友好”有多远

如今，说起如何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1米高度看城市”。这句话说明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作为成年人的城市建设者对儿童眼光的忽视。

虽然儿童是城市未来的主人，但长期以来城市发展与儿童福祉的增进并不是同步的。相反，当城市化建设需要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重新规划时，儿童青睐的自然化公共空间往往是最先被挤占或挪用的对象。面对儿童需求被忽视的事实，1996年，在第二次联合国人居大会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发起“儿童友好城市倡议”，首次提出实施“儿童友好城市行动”，将儿童的幸福作为衡量健康人居和良好治理的根本性指标。自2002年起，德国、阿根廷、比利时、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先后启动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工作。

我国最早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城市是广东省深圳市。据统计，深圳的儿童人口约有300万人，其中2/3的人来自全国各地。面对儿童的多样化需求，深圳市在2015年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将儿童纳入城市治理的核心，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随后，国内其他城市也纷纷启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2021年，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迎来新起点。这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的建设目标。《意见》同时明确，“儿童友好”要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充分体现，这为各地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指引。

从今年“六一”期间传来的好消息来看，我国已超额完成《意见》提出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目标，初步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合力。

监测评估机制的建立

让“儿童友好”从倡议走进现实

事实上，由于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且与儿童方方面面的需求相关联，其建设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从国内外实践所取得的共识来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具体涉及街区社区、学校、医院等服务设施，公园绿地等开敞空间，人行道、自行车道等交通线路，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人文场所以及儿童劳动教育、课外实践、科技体验、素质拓展等校外活动场所。千头万绪的建设任务成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一大挑战。

在国际上，虽然1996年发布的“儿童友好城市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积极响应，但直到201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才在总结世界各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布《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手册》，对儿童在城市生活的非歧视权、被倾听权、公共服务权、居住环境权和生活娱乐权五大权利进行精准定义，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分步骤指南。

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倡议工具包”，指导城市管理者以建立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的方式来监测建设进展。比如，如果总体目标是促进儿童获得健康发展权，那么城市需要采取措施促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可以通过跟踪儿童体育活动的可达性、步行上学的儿童人数或因健康问题而缺课的天数等指标进行评估。

由此不难看出，如何建立响应预期、符合实际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是影响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成效的关键。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美多是国内较早研究“儿童友好”评价指标体系的学者之一。她在2022年发布的研究成果，借鉴《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手册》明确的儿童五大权利，通过细化五个维度的测量指标，构建起城市儿童友好度评价体系，并以此对我国某城市的儿童友好度进行了测算。

周美多的研究结果显示：该城市儿童友好度主观打分平均分为84.28分，通过选项赋值计算得到的平均分为61.59分，说明儿童对城市儿童友好度的评价较高，但城市建设的城市安全、基本服务等具体环节还需要加强。

具体而言，周美多的研究发现，家长对城市社会安全的主要关注点是孩子上下学与独立户外活动是否安全，因此政府可以根据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标准构建儿童友好的交通网络与活动空间，从而为儿童提供安全友好的社会环境。再如，超过70%的儿童认为娱乐设施（特别是免费体育场所）与文艺活动不能很好满足需求。对此，政府需要优化社区活动设施布局，从儿童的需求出发，增加与之匹配的活动场所与设施，或者提高现有场地的开放共享程度，从而提高儿童身体素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西南民族大学讲师徐梦一的研究则以儿童友好城市倡议中社会、健康、出行三大层面的安全要求为基础，重点探讨如何在社区环境层面评价儿童的出行安全。她从41篇国外指标类文献和82篇其他类文献中提取出评价社区环境下儿童出行安全的相关指标，构建含有“机动车交通环境”“步行或骑行环境”“其他指标”三项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框架，并根据出行安全的不同维度，将其进一步分为11项二级指标、29项三级指标以及若干四级指标。

徐梦一在研究中发现，现有指标研究存在明显的趋同现象，如对儿童活动空间的安全研究大多关注视线内的监督保护、交通连接以及局部环境的安全因素指标（如照明情况）等，却未考虑儿童活动的连续性，因此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同时，她也指出，基于国外既有经验构建的评价指标框架，对我国城市社区环境的适用性还有待做进一步的实证判断和修订。比如，国外“机动车交通环境”中的“紧急停靠车道或空间”以及“步行或骑行环境”中的“路肩”“求助装置”等在我国城市环境中并不常见，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应酌情剔除。

总的来看，我国各界探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努力可分为两类。除学界研究之外，一些城市也在尝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指导实际工作的开展。

2024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基于更好地指导东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目的，建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监测评估机制，并为做好相关工作发布了《东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监测评估指南（试行）》。

半年后，三份监测评估报告出台，用数据、图表呈现了东莞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成绩单”。

根据此前制定的“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公园绿地覆盖目标，东莞市在提升公园覆盖比例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监测评估报告显示，东莞市现有0至18周岁儿童205.5万人，公园服务半径覆盖106万儿童，超半数儿童可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在婴幼儿托育和疫苗接种方面，“成绩单”显示，目前全市托育机构已覆盖2.5万名婴幼儿，占全部婴幼儿数量的比例超过1/3。疫苗接种点覆盖99.3%的儿童，基本实现适龄儿童全覆盖。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浙江省温州市。已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温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第九条明确提出：“市人民政府建立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定期测算儿童友好城市发展指数，并作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成效评估、政府督查等的重要依据。测算儿童友好城市发展指数，应当注重结合儿童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更加精细的评价指标

正在刷新日常“带娃”的幸福体验

随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实践正逐渐细化为儿童友好社区、儿童友好学校、儿童友好医院、儿童友好交通、儿童友好商圈、儿童友好家庭等具体单元。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也在不断迭代升级。

上海市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何彩平在收集儿童自身意见的基础上，经过五轮专家意见咨询，构建了一个儿童友好家庭指标体系，重点关注儿童个体发展所需是否得到满足、儿童权利保障目标是否得到实现、家庭环境创设是否满足儿童不同层面需要三方面内容。何彩平认为，家庭是儿童成长最关键的环境，家长最应“俯下身去”，倾听孩子的声音、满足孩子的成长需求。在她看来，父母可以通过指标体系检视自身在家庭环境营造、亲子互动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儿童友好，了解哪些维度或指示项需要调整与改善，进而对他们起到警醒的作用。

在浙江省嘉兴市，以提高儿童友好单元建设规范化、标准化水平为目标，嘉兴市有关部门2023年以来先后制定了《嘉兴市儿童友好试点单元验收通行标准（试行）》《嘉兴市儿童友好学校创建标准指引（试行）》等文件。其中，《嘉兴市儿童友好学校创建标准指引（试行）》共设有5项一级指标、20项二级指标，从制度友好、服务友好、权利友好、空间友好、环境友好五个方面规范和引导儿童友好学校建设。评价指标与标准指引成为儿童友好学校建设的有效抓手。目前，全市已有45所学校被市教育局认定为嘉兴市儿童友好试点学校。

2024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的意见》，同时还发布了《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南》，提出60项建设内容，从就医空间友好、健康服务友好、工作机制友好、社会支持友好四个维度，对医疗机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为评价医院儿童友好度提供了具体指标。可以期待，在“在院区内设置儿童‘游戏角落’和‘阅读空间’”等条款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儿童友好医院将让儿童就诊更舒适、更安心。

对于儿童家长来说，他们或许说不清“儿童友好”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却在日常“带娃”时真切感受着评价指标体系给“带娃”体验带来的变化。在小红书平台上，一位宝妈贴出了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分享自己的心得：“带娃”旅行要优先去这些国家儿童友好城市，根据我的经验，这些城市里的儿童设施能做到“花式宠娃”，真的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