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省医保局办公室面向全省印发《吉林省医保服务助力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521”举措》，提出了生育津贴“免跑即享”、省内跨域生育费用“即时结算”等要求。自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以来，一些省份陆续制定出台了省级层面的政策文件，但吉林省此次专门针对医保部门作出任务部署，在全国尚属首例。记者梳理发现，响应人民群众在生育领域更加个性化、具体化的政策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正在加速。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给青年群体带来确定感

面对纷繁的网络世界，一些学者注意到当今青年网民关于婚育的态度呈现出复杂性：一边是“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成为网络热梗，另一边是网络平台上关于“四脚吞金兽养成指南”的帖子长期霸榜，家庭教育类直播场场爆满。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申琦、胡湛两位学者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当代青年的生育观并非简单的“不愿生”，而是在现实约束下形成的“有条件生育”——即“准备好再生”的动态权衡策略。

该研究指出，与父辈不同的是，当代青年试图通过对组建家庭可预见的压力进行量化评估，将生育决策转化为风险管理实践，只有当评估结果低于他们设定的“风险阈值”时，生育意愿才可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专家认为，这种精细化计算并非功利主义，而是试图通过建立“家庭抗风险指数”，降低难以预测的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感。

一系列育龄人口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一看法。人民智库2023年开展的20岁及以上育龄青年网络调查发现，“理想子女为两个孩子”是中青年群体的主流心态，且在已有二孩的受访者中，虽然只有13.47%的人理想子女数为“3个”，但是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再要一个孩子”时，有52.58%的受访者表示“有意愿”。

然而，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动通常会有“折扣”。上述调查同样显示，分别有49.22%、35.81%的受访者表示“压力很大”或“有些压力”。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随着社会发展和婚育观念转变，从结婚生子到孩子生活自立为止的婚嫁彩礼、抚养费用、教育开销、住房成本、医疗开支等直接成本持续上升，较高的婚育成本给当代青年带来了一定负担。他认为，生育问题治理路径需要及时向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通过培育适度生育文化和建立覆盖全生育周期、全生命历程的支持体系，以人文和制度的力量引导和再造适度生育的社会图景。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什么、怎么建

需要把评价指标当作标尺

正是意识到了当代青年渴望“锁定”生育事项确定性的需求，有关研究机构近年来积极开展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希望通过设定多维度的量化指标，将宏观战略分解为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战略指引与目标管理的有效手段。

2023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汪世琦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关于生育友好型社会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的研究论文。基于学界对生育友好型社会内涵的界定，他构建了一个由“生殖健康保障”“生育负担适度”“社会环境友好”等五方面43项指标构成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对2018年至2022年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母婴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平等等社会环境友好度有了明显提升；高龄孕产妇比例上升、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推迟、房价收入比上升、孩子教育支出占比上升等因素则对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形成“重要拖累”。

不同于汪世琦从“社会层面需要做什么”视角构建评价指数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健领衔的研究团队在《人口研究》期刊发表的论文，选择了“育龄人群需要社会做什么”的研究角度。该研究从生育意愿、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三个维度构建生育综合指数并进行省际比较，借以分析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

由于宋健团队的研究着眼于“人”而非整个“社会”，其构建完成的生育综合指数指标体系极为简洁，选取的三级指标仅有8项，涵盖生育意愿、女性就业情况、收入与消费情况、“时间+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女性婚姻状况及适龄生育比例等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宋健团队在研究中特别指出，虽然生育综合指数和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子指数中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指数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未呈现正相关关系，反映了低生育率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

对此，宋健团队认为，虽然在理论上生育条件越好、生育结构越优，对生育率的支撑作用应该越大，但影响生育的条件与结构要素与生育观念和行为间存在滞后效应和张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更需要长期实施。

进入2024年，浙江大学副教授李芬和北京工业大学教授李升分别分享了研究进展。与此前研究相比，这两项研究均从全国层面进一步聚焦到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在更加关注区域内部各省份发展差异的同时，针对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建议也更加细化。

李芬的研究将生育友好型社会界定为生育愿景、生育支持政策、婚育服务、生育环境、生育保障五个方面的“友好”，据此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复合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地区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生育友好指数皆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生育服务、生育环境、生育保障维度具有比较优势，生育意愿维度则显示出比较劣势。分地区来看，不同省份需要突破的重点各有不同，上海需要在生育意愿和生育服务上下功夫，江苏和浙江需要在生育意愿和生育保障方面进一步努力，安徽则需要在生育环境、生育保障方面进行突破。

李升的研究则从“一个友好的生育环境表现在社会政策、经济保障和人口结构三个维度”这一认识出发，在每个维度选取4至7个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结果显示，北京生育友好指数相对占优，医疗资源总量、收入、政府投入等指标明显优于天津和河北；河北则在医疗保险参保率、房价、婚姻状况等方面具有优势。与其他研究相比，这项研究进一步预测了到2027年的三地生育友好指数，提出随着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和城镇化率逐渐饱和，未来提升生育友好指数的关键在于谁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口以及为育龄人口有效降低生育压力。

纵观截至目前已发布的几项研究成果，强调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尊重生育、支持生育是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主张重视不孕不育问题对“不能生”的影响，汪世琦选取空气污染水平、高龄孕产妇比例、标准化妇幼保健机构数量等指标构成生殖健康保障指数，一方面是为了测度生殖健康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有意强调育龄群体生育力保护的重要性。宋健则将育龄人群的“想生、敢生、能生”作为研究出发的原点，流露出浓厚的人文关怀。

在学术价值之外，这些研究更加珍贵的价值在于，通过对量化指标的研究，为相关实践提供了深层次的启示。通过将可能影响生育率的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以及人口因素等方方面面“拆解”为数十项具体的指标，生育友好指数的测度结果清晰而又直白地显示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哪些环节进展良好、哪些环节则需要加把劲。这对于相关部门推进具体工作无疑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

从宏观到微观

生育友好正在往深里走

申琦和胡湛认为，虽然当代中国青年以“计算”重构生育观，但这只是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自适应策略，对后代与大小家庭负责的态度与父辈并无不同。

面对数字时代青年的“计算生育”观，看似复杂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其实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以量化评估更加精准地确定青年对各类政策工具的实际需求和社会对青年需求的响应水平，继而通过营造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让青年在理性上确信和感性上坚信生育会是人生的美好经历，能够作出既符合个人利益又符合社会利益的决策。

今年3月29日，浙江大学彩虹人生思政育人平台“求是堂”举行了第二十一期主题沙龙“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青年学生围绕他们关注到的一些生育医疗场景中理性化服务与情感化需求错配、社交媒体片面信息茧房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显然，在宏观层面的生育友好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有必要构建更加精细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做不仅可以更好地照应个人在医疗、就业、社会氛围等方面的需求，还能解决在传统认知里情感性需求无法“量化”的问题。

事实上，生育医疗过程中的情感化需求并不是不能量化的。近日，由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主办的“妇幼儿童医院高质量发展学术会议暨生育友好医院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2家三甲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的管理者及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生育友好医院”团体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展开深入研讨。会上，《生育友好型医院团体标准》项目负责人明确，构建生育友好型医院指标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可衡量的指标来评估和提升医院在生育友好方面的表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认为，儿童医院的扩建、环境的再造、友好医院的建设非常必要，要让每一个适龄女性想生、能生、敢生。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李笑天则建议，生育友好需从“安全感”与“幸福感”双向发力。

此外，有报道显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机构正在研究构建“生育友好单位指标体系1.0”，以期明确企事业单位在推动生育友好方面的关键角色，并为生育友好单位的评定提供依据。

眼下，公众对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期待越来越多。抖音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今年全国两会对生育补贴、育儿补贴的讨论升温，抖音用户对“生育”话题的关注度同比增长112%，接连四次出现搜索高峰。

数据同时显示，对于生育话题，新一线城市网民关注度相对更高；对于婚嫁话题，则是三四线城市网民关注度更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菊华认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是全程性、全群性、全局性的社会，包括两性友好、儿童友好、孕妇友好、母亲—父亲友好、老龄友好等内容，要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加强对既有婚育支持政策与服务的效果评估。

她建议，根据政策评估结果，调整和完善政策体系、服务体系、支撑体系，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形成“愿结婚、能结婚、愿意生、生得出、生得起、养得好、育得优”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