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文洁 甘伟萍 长沙报道

在医疗体系里，有些医生并不站在聚光灯下。

他们不主刀，却几乎参与了医院里每一场真正关键的决策。

李春辉，就是这样一位医生。

作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医学高层次人才，李春辉的职业角色，早已超越了“单一医生”的范畴。他既站在一线临床会诊现场，面对具体病人的生死抉择；也参与规则与共识的制定，为整个医疗系统预判风险、校准边界。

在他的判断体系中，“用药”与“停药”同等重要。

有时，真正高水平的医疗决策，并不是不断加码治疗，而是在压力最大的时刻，敢于按下暂停键。

“当别人不敢停抗生素时，你敢停。”

这句话，并不是个性宣言，而是一套经过反复验证的感染控制理念。

2024年，李春辉获评国家高层次人才。在同行看来，这一称号并非源于某一篇论文或某一次发现，而是来自他在近二十年临床、科研与公共卫生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一种能力：在高度复杂的情境中，作出正确判断，并敢于决策。

在不被看见的地方，做最重要的事

2007年硕士毕业时，“感染控制”在许多医院仍被视为偏行政属性的岗位，甚至很难招到研究生。

“说实话，那时候并不热门。”李春辉回忆。

但他最终选择了这个专业。一方面，源于他对细菌和微生物的兴趣——在实验室里，他可以花一整天盯着培养皿，观察细菌的生长状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平台。

湘雅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感染控制工作的三家医院之一，拥有国家级培训基地和监测网络，在全国感染控制领域长期处于引领地位。“这个学科在这里，是有话语权的。”他说。

真正影响他职业底色的，是导师吴安华教授的一次提醒。

当年，他在博士阶段成功培养出艰难梭菌菌株，自认为取得关键进展，却被导师轻声问了一句：“你再想一想，是不是搞对了？”

那之后，他又花了一个多月反复验证，最终推翻了最初的结论。

“那件事让我意识到，即便你觉得自己做对了，也必须再核查一遍。”

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成为他日后所有临床判断的前提。

“停药”的勇气：比“用药”更难的决定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科全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ICU、产科、血液科、外科……哪里出现疑难感染，哪里就需要他们介入。

如今，李春辉所在团队每年的会诊量超过7000例。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产妇的会诊。患者在县级医院剖宫产后，持续发热多日。当地医生已轮番使用多种抗生素仍无效果，建议转院后继续“上更强的药”。

李春辉会诊时注意到，患者整体情况尚可，伤口虽有渗液，但并无典型感染征象。结合各项指标，他判断：这并不是感染。

“所有抗生素都停掉。”

这个决定当时并不轻松。三天后，患者退烧；一周后，伤口基本愈合，康复出院。后续随访，再未出现发热。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一名不足10岁的患儿身上。孩子已使用4种抗生素（包括抗真菌药）仍持续高烧。面对“重症+多重耐药联用”的惯性路径，他全面评估患儿全身状况后，再次建议停用抗生素，患儿很快退烧，顺利出院。

“很多人以为培养出耐药菌就一定要用抗生素。”李春辉说，“但有时，过度用抗生素本身就是发热的原因。”

精准抗感染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什么时候该上抗生素，什么时候该停，有时很难把握。

在临床，敢不敢停药，往往比会不会用药更难。

从个案到系统：为医疗安全打地基的人

李春辉的工作，并不止于一次次会诊判断。

作为感控专家，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预防”和“管理”中——那些不直接出现在病历里的工作，却决定着整个医疗系统的安全边界。

在他认知中，感控下沉需打破行政思维，用医学逻辑优化操作细节。

医院大规模装修时，他建议全流程防尘：“建筑扬尘可能携带曲霉菌，对血液病患者是致命风险。”

早些年曾有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他们说：国外顶尖医院都是使用亚胺培南预防这种大型高难度手术感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其实“洁净手术”更重要，“不能把高级抗生素当‘保险’，否则一旦耐药，未来真的无药可用。”

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面对大量一线医护对防护标准的困惑，他以湘雅医院第四版防护用品穿戴规范为基础，牵头撰写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不同区域工作岗位个人防护专家共识》，成为全国多家医疗机构的重要参考蓝本。

“感染控制，是医疗安全的地基。”李春辉说，“没有它，再华丽的建筑也会坍塌。”

临床与科研之间：56条备忘录里的“未完成答案”

李春辉的科研，并不脱离临床。

他的手机备忘录里，2025年记录了56条“idea”——有的是查房后的疑问，有的是会诊中的异常点，有的甚至来自半夜醒来的灵感。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李春辉说，“很多研究的起点，其实是病人已经在用身体告诉你答案。”

他主攻的艰难梭菌研究，正是抗生素滥用背景下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目前，他正推动低成本快速分子检测平台研发，希望基层医院也能实现精准诊断，“我的目标，就是让基层医疗机构适用化”；同时探索靶向药物载体，让治疗更精准、复发更少。

在他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科研，必须最终回到病人身上。

“如果临床医生是狙击手，感染控制就是排雷兵。”李春辉这样形容自己的角色，“我们做的事，往往没人注意，但只要漏掉一个环节，代价就是成倍放大。”

在这个越来越依赖技术、数据和速度的时代，他所坚守的，恰恰是一种看似“慢”的专业判断力——

对细节的执念，对风险的预判，对系统的敬畏。

也正因此，当别人不敢停抗生素时，他敢停；

不是因为冒险，而是因为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足够清楚，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

“我们的KPI不是创收数字，”他说，“而是有多少感染被阻止，有多少风险没有发生。”

正是他们，托住了现代医疗最重要的底座。

——在显微镜之外，在病房之间，在一次次被提前化解的危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