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主流形态，父母双方面临工作与育儿的双重压力，“谁来带娃”已成为横亘在家庭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广东省、江西省、海南省等地已开始发放托育消费券，旨在减轻家庭育儿经济压力，推动托育服务行业发展。

成本高、人才缺成发展桎梏

近年来，随着生育政策优化调整，多孩家庭数量稳步增长，但配套的托育服务明显滞后。公立托育机构名额紧张、私立机构收费高昂的现状，让许多家庭陷入“托不起”“无人托”的困境。

《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受行业发展阶段及服务价格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全国实际入托率仅为7.86%，现有托位缺口较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托育服务行业存在供需结构性矛盾，普惠托位缺口大与现有托位使用率低并存，陷入“托位建不成”与“家长托不起”的双重困境。同时，房租、人工成本占比过高，与家庭承受能力差距显著。专业人才短缺也是一大难题，从业人员持证率低，保育师、育婴员证书含金量不足，难以满足“保育结合”需求。此外，监管体系仍不完善，部分未备案机构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家长信任度。

在此背景下，多地试水发放托育消费券，在金额设置、领取周期与使用规则上各有特点。比如，广东省自6月1日起发放“2025年惠民托育券”，消费券根据金额分为500元、1000元、1500元和2000元四个档次，可直接抵扣托育费用。江西省于6月至10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0至3岁婴幼儿家庭发放托育服务消费券，托育服务消费券面值为200元。在海南，政府部门根据婴幼儿月龄进行补贴，分600元/月、300元/月、200元/月三档，发放时间为6月19日至12月31日。

短期可刺激家庭入托需求

托育消费券的发放能否切实破解“带娃难、带娃贵”的民生痛点？

在海南工作的李女士表示，孩子所在的托育机构每月收取约4000元费用，政府每月补贴600元，能减轻不小的压力。

也有家长反映，消费券使用存在限制。“抢券那天得定闹钟蹲点，我家附近的托育机构不在消费券合作名单里，想去的机构又离家太远，只能放弃领取。”海南市民张女士说，希望政府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扩大适用机构范围。

在王鹏看来，托育消费券对中低收入家庭作用显著，虽补贴绝对值有限，但其“普惠性”扩大了受益面，尤其降低了农村及低收入群体对托育服务的“心理门槛”。在入托率方面，政策短期可刺激家庭入托需求，倒逼机构调整服务模式（如增设灵活托育类型），但长期效果需依赖托位供需匹配、服务质量提升等配套措施，否则入托率提升可能遭遇瓶颈。

需要注意的是，托育消费券政策在实施中还面临多个挑战，首当其冲的是资金可持续性问题。王鹏直言，地方财政压力可能限制政策覆盖面与补贴力度，可以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担机制，探索“政府补贴+机构让利+社会捐赠”的多渠道筹资模式。

区域供需错配问题同样备受关注。王鹏认为，城市托位过剩与农村托位短缺并存，需要实施“托位动态调整机制”，引导机构向农村及人口导入区布局，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

政策落地偏差是另一大难题。“部分机构可能通过提高基础收费、限制消费券使用范围削弱政策效果。”王鹏建议，应明确消费券“全额抵扣”“无门槛使用”规则，加强价格监管，建立机构信用档案。

需从多维度提供持续支持

托育消费券的发放绝非单一的惠民举措，而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托育服务发展的关键一环。

“生育意愿低迷，育儿成本高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托育消费券的发放直接降低了家庭送孩子入托的费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对稳定人口增长、优化人口结构起到积极作用。在完善托育服务体系上，消费券的发放能促进托育服务多元化发展，推动整个托育服务体系向规范化、专业化、优质化方向迈进。

政策红利为托育行业带来新机遇。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称，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和社会需求增长，托育服务市场潜力巨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者进入这一领域。技术进步也为托育服务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如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提升服务效率等。

人才培养是提升服务质量的核心。袁帅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应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开设托育服务相关专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为托育机构输送专业人才。

资金扶持也是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城市管理部门可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对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给予贷款贴息、财政补贴等支持。”袁帅说。

浙大城市学院副教授、文化创意研究所秘书长林先平认为，城市管理部门还可以通过建立行业质量评估和信息公开机制、推动社区托育点建设、鼓励企业单位开办托育设施等举措，全面提升托育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