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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往事(三)|肖剑秋教授:医海泛舟70载 丈量健康尺度济苍生

来源:红网 作者:刘丹 编辑:刘丹 2019-08-29 15: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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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网联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特别开辟“湘雅往事”栏目,通过对老前辈们个人成长和奋斗经历、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学科发展历程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整理,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老一辈医学大家勤学苦练、立德树人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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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湘雅往事(一)|李学渊教授:活到老,学到老

湘雅往事(二)|袁明道教授:三代湘雅人 一片赤子心

【人物名片】

肖剑秋,1925年6月2日出生于新邵县。1943年至1949年就读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及教授。1958年起,担任放射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曾任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理事、湖南省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及主任委员、全国放射学会委员等职,被聘为国内及省内五家医学杂志的编委及特约审稿人。

1951年冬,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三个月,1958-1972年,先后五次赴湖南农村参加抢险救灾、春耕、双抢、防治疾病、征集新兵培训农村医生等医疗、教学任务。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工作40年,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陆续申请添置了大中型X线诊断机两台、CT机两台,并力争引进遥控钡餐检查机。设备更新对提高放射科诊断水平,增进医院医疗质量有重要作用。

1986年1月,参加中国医学代表团赴日本4周,在东京日本大学医学院考察胃肠X线双重造影。1988年11月,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圣路克——罗斯福医院中心访问。

发表学术论文21篇。从70年代末开始,借鉴日本胃癌早期诊断经验,组织湖南省X线工作者及制药厂,研制双重造影用硫酸钡及产气剂,并改进X线双重造影技术,在国内交流时得到专家好评。

1987年起,摸索开展介入性放射学,重点是经皮穿刺插管注射无水酒精,以栓塞曲张之精索静脉,以及肝癌的肝动脉栓塞疗法。前者只需留院观察两天,疗效可媲美手术结扎,而费用比手术办法低,病人不适情况也较少。

坚定的选择

记者:请您分享一下儿时的成长经历及为何选择从医。

肖剑秋: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到长沙来,因为他念过一些书,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过一两年,所以他很鼓励我念书。我在初中的时候经历了战乱,那三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后来高中我转到了湖南省立一中(现长沙市一中),当时在班上算是比较优秀的。前三名可以被保送,我填志愿想学地质学,当时想实业救国。但是快毕业的时候,一个老师和我说:“你别呀,你这个身板又不那么强,学地质要天南地北地跑,风餐露宿的,你不是那个材料。还是学医好,治病救人,职业稳定,少受社会变乱的影响。”当时,跟我同年级毕业的有四个班,120个人,中间有8个就选择学医,都到湘雅来了。

我读书也挨了一些苦。湘雅医学院在1938年从湖南搬到贵阳去了,现在从湖南到贵阳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但在当时由于没有直通公路,我带着衣被先是走到邵阳,再乘汽车到衡阳,坐火车经过衡阳、桂林,而火车只修到金沙江,再往北走,要找装货的木炭车,最后绕了一个大弧线,整整花了1个月时间才到。

记者:在一般人心目中,放射科风险挺大,您为什么会坚持选择放射科呢?

肖剑秋:当时要按局部条件看,湘雅医院的放射科就一台机器,那台机器还是美国军队在二战战场上用的,仅30毫安,我们现在用的通常是500、1000毫安,甚至更大。而真正的放射科医生就一个,技术员两个,科室很小,设备也很简陋。但是我考虑到,X线是1895年发现的,从发现到我毕业才54年,但是过去人体里许多看不到的地方已经能够显示,还能找到某些病灶,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科应该是有前景的。

长期过量接触放射线的确是对人体有损害,我的同事中有白细胞很低要转科的,有得白血病的,有得癌的,也有白内障的,也有女性生过畸形儿的。但是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有风险,不是百分之百的好,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放射科,当时还叫X线科。

80年代以后设备改善,人员也增加了,特别是影像增强技术的诞生,原来必须要到黑房子里面才能看见的图像,现在普通光线下也能看见了,这样一来暗室就甩掉了,透视也不要了。7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新技术,有超声、CT、磁共振、PET、介入……这些东西进一步扩大了放射线的领域,过去做不到的、看不见的、靠猜的,现在慢慢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了。

援朝·扶贫·辛追

记者:请您回忆一下当年抗美援朝时的经历。

肖剑秋:我念书的时候,对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我的老兄是一个地下党员,他送给我《联共党史》《辩证唯物论》等读物,对我的影响颇深。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便参加了党课学习小组,所以抗美援朝很早就报名了。

当时医院不到400职工,有一半报了名。前前后后,湘雅医院派了200多人,分多批过去,最出名的应该是林光亨教授,他在上甘岭前线待了20多天。与我同班的外科医生,也有去朝鲜、东北、河南等地的,大部分都在国内,真正上前线的并不多。我是1951年12月作为第二批队员过去的,当时队长是内科教授刘泽民,我们热情是很高的,抱着“不怕牺牲”的信念。

记得当时我们就在湖北大冶、黄蕲、新堤(现洪湖)和襄阳四个志愿军疗养院,救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他们先去了4个人,两个医生、两个护士长,结果一看,对付不下,需要一个放射科医生,设备有一台小机器。我头一天接到通知,第三天就走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疗养院的几百个伤病员逐个甄别,让基本恢复了的尽可能早日回到朝鲜战场,当时抗美援朝战役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记者:58年到72年间,您先后五次参加扶贫任务,请您谈谈期间的故事。

肖剑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慈利县,一个大队叫做宜春桥,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支援春耕生产,就住在大队的卫生所里。卫生所平时只有一个中医,没几个农民来看病,也顾不上预防疾病,真正有大病要到公社卫生院,需要跑一二十里。

当时我们有3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每天的任务就是背个药箱,一个一个生产队去看,或者接到电话,谁不舒服,就到他家里去看病。因为那里是山区,交通相当不便,有时一天看不了一两个病人。

那时候农村生活非常贫困,缺医少药,老百姓根本没有米吃,主粮就吃在山上挖的野菜、地里的瓜果,以此充饥。对医生还优待一点,有一点点米,菜完全是干笋子。如果去看病,即使看得到人在对面山上,甚至能听到声音,可能还得绕上三个钟头才能到他们家。

1958年,我到郴州永兴县扶贫,当地人召集了一些有点文化的年轻人来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由我和其他几个医生当老师,计划用半年时间把这些小学文化的学生培养成“赤脚医生”。这个任务很重,教材、教具、标本模型都要自己弄。自己要写教材,要画表格,找小动物做标本,我自己也教解剖、生理、常见病。孩子们都还是比较认真读书的,半年以后多少还是有一点基础的卫生知识,至少能够解决一部分农村常见病的诊治和预防问题。

记者:您曾参加过马王堆女尸解剖研究,请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肖剑秋:马王堆古尸的发现当时在全国轰动一时,所以政府及媒体都高度关注。中央派了好几批人来,决定进行解剖。解剖任务就交给湘雅医学院,先由解剖组去人,我是代表放射科去的,很快地就把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

当时我院X光机缺断层设备,只好把古尸从湖南省博物馆运到163医院,拍摄各处X线片。X线检查的结论是:尸体保存完整,器官都在,但是严重萎缩了。比如脑组织就缩成了六七分之一,心、肺、肠都只剩一点点,塌陷后贴连背部。同时我们从她的颅骨、牙齿等判断,分析出她大概50岁左右。也检测到她的肺里面得过结核,血管都有粥样硬化,根据临床判断有冠心病,同时手部有过骨折,腰椎也有过椎间盘突出。

晚年赴海外进修

记者:70年代末,您借鉴日本胃癌早期诊断经验,组织湖南省X线工作者研制出产气剂,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肖剑秋:因为当时全国有这样一个攻克胃癌的规划,所以各个省都在行动,走在前列的有上海、北京,湖南也是一个。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造影成功的关键,要让造影剂均匀地附一层,附在胃的壁上,同时再用空气衬托,我们把这个叫做“双重对比造影”。所以,为了找到早期的小的局限于黏膜上的病灶,我们就用钡来吸收射线,跟岳阳制药厂合作研究生产了好多批次,然后在人身上实验。颗粒要非常细,硫酸钡的颗粒是以μ计的,要几个μ,这样它的混悬时间就长,还要有表面活性剂,让钡剂弥散,还要有产气剂,吃下去以后产气、把胃扩大,这样胃的轮廓及前后壁都看得见,这方法到现在还在用。

记者:您在80年代先后前往日本和美国学习深造,您能叙述一下这段经历吗?

肖剑秋:我到国外去比较晚一些,86年以后才有机会到日本去,跟随中国医学代表团到了东京的两个附属医院,在那里重点是学习他们的胃癌早期诊断方法。因为日本在这个方面比我们先进很多,从50年代就开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位居世界前列。他们的方法不是我们当时能实现的,都采取遥控X光机,可以通过胃镜把长在胃黏膜表面的早癌挖出来,就不用做胃部分切除,病人创伤小,恢复快,一上午一台机器做20个病人没问题。而我们过去在黑房子里面是靠人用手去操作,这就很辛苦,几小时下来一身都是湿的,那时空调还没有,操作也很费力,一个人一上午做不了五六个人就满头大汗了。

湘雅传承永不忘

记者:张孝骞教授曾当过您的老师,能否谈谈对他的印象?

肖剑秋:张孝骞教授为我国内科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我国消化内科创始人。他给我上过课,也带过我的实习。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的技术、医德都没有人能够超越。

我在湘雅念书六年,前五年他都在。我觉得他非常勤勤恳恳,治学也非常严谨,给我们上课那都是一板一眼的。对人要求比较严,查房的时候看到有不对的地方,就会严厉地指出来,哪怕对方也是教授。他查房不单是年轻的医生,老的医生都去,甚至于其他科的也去。他喜欢指出问题,发现问题后会骂人,骂得厉害的时候,病历一甩,甚至有的时候甩到窗子外面去了。但是医护人员都服他,认为他说得对,没有人敢跟他顶撞。他的知识很广博,疑难病症去找他大都能解决,但尽管如此他为人一点都不张扬。49年以后,中央很多首长找他看过病,他从来不对外吹嘘。

在抗战阶段,是他挑起了学校最困难的担子。1938年,他才从北方过来。后来要他担任校长,学校马上就西迁。到了贵阳也是白手起家,最开始是在山上找个庙,庙里面吃、住、喝水都不方便。他自己住的是一个小茅房,日军轰炸以后茅房就没了。1944年12月,日本军队已经进攻到距离贵阳只有100公里了。张孝骞教授找了同学的家长帮忙,找了40辆车,把最重要的仪器图书、解剖标本运到重庆去。

我记得雅礼协会曾送给湘雅两部车,一直停到贵阳的学校里头。张孝骞教授作为院长有资格坐,但是他从不坐。我就看到那两部车一直摆在那里,胎都瘪了。从他住的地方到医院上班三公里,都是自己走路半个小时,当时也没有公共汽车。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正直的一个人,是值得尊敬的老师。

记者:您在湘雅辛勤奉献几十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对年轻医生成长有什么好建议?

肖剑秋:医学是日新月异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旧的要被淘汰。我们过去很多工作,特别是科研工作,现在看起来都过时了,但仍然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我始终比较虚心,愿意学习,也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余热,所以退休以后还回去科里帮忙每周做一次钡餐。

我们的经历,相比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谓弯曲困难。我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从来没有到餐馆里吃过一碗面,皮鞋是毕业以后才有一双,当时是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记得做住院医师时,一天可以收十几个病人,病人的血、尿、粪的检验都是我们自己做,一个月有半天休息就不错了。

我觉得年轻医生在认真刻苦钻研、对病人系统的观察等方面还有些欠缺,希望他们能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因为青年时期是学习的最佳时段,也是一个人最有为的时候,要抓紧这一段时间,打好基础,奋发向前。

记者:您对湘雅的未来有什么期望?您是如何理解和传承湘雅精神的?

肖剑秋:湖南过去穷,医学院也不多,像沿海地带大的城市,内外交流多,发展迅速,经济资源比湖南要强一些。但是湖南的优势现在也慢慢凸显出来了,长沙很多方面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地位。

自己总是希望母校和湘雅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外都有名气、有影响。但是要保证继续发展壮大,难度还是有的。历史上能够保存100年以上的院校并不是很多,但湘雅的传统一直都在。湘雅校训中第一个字就是“公”,这个“公”字包含的内容很多,值得我们每个人长期的理解和学习。而我觉得湘雅精神中最重要的还是“为公”“为民”。

颜福庆教授是学公共卫生的,回国后他的精力就放在广大老百姓的身上。我们进来上学,张孝骞院长上第一堂课就告诫我们新生,你们将来学成后,不要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开诊所,而要在公家的医院工作,为广大的老百姓服务,好像这个概念很朴素,但是很重要。所以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我们湘雅的老师自己住在茅棚里面,要自己挑水、种菜,也没有一个人出去开私人诊所去赚钱,而是兢兢业业,在医疗、教学上倾注了全部心力。现在,咱们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是因为不仅仅着眼于城市,而是注重改善最困难群众的生活,重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我看将来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后记

记者:您现在仍在读老年大学,主要学习哪方面,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肖剑秋:我在中南大学的老年大学湘雅分校学习,是班里同学中年纪最大的。我主要学习两个方面:一个是太极拳,锻炼身体,一周两次。因为太极拳可以锻炼肌肉、关节,保持平衡,不容易摔跤和骨折。另一个是学诗词。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古诗词,但是没有机会接触太多。所以后面我就去上老年大学,差不多学了十年。省里、市里的班都参加过,但是年纪大了,要像五六十岁的人那样去背记,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自我欣赏,欣赏诗词中的一些好内容,自己也高兴。此外,我还常常使用电脑、手机、平板,也用微信。而电脑更是从98年就开始用,20多年了。这些现代化的工具更够活跃我的思维,丰富我的晚年生活。

统筹:罗闻 刘丹

文字:罗闻 严晓博 刘丹 李紫寒

编导:曾慧

摄像:杜洋

配音:田萌

剪辑:张静

后期:王轶楠

视觉设计:杨靖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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