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振江如今已有94岁高龄。

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刘丹 通讯员 唐梦辉 长沙报道

“我一辈子都在做医疗卫生工作，都是在干革命，遗体捐献国家很需要，我要革命到底，最后还做一点贡献。”2019年8月1日，94岁高龄的仲振江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党委办公室，将一份特殊的材料交到医院党委办主任李毅芬手上。

一张轻薄的白纸，上面清晰地写着几个沉甸甸的大字——“仲振江同志遗体捐献志愿书”。白纸黑字，印刻着仲振江坚定不二的决心，“为报答党和祖国对我长期的培养和教育，我决定百年以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无偿捐献遗体、器官、组织，用于临床、研究和教学，以挽救他人的生命，为社会做出贡献。”

从1938年加入抗日战争，到退伍转业在长沙市第三医院工作，再到成为一名普通的离退休人员，仲振江始终记得的，是作为一名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仲振江的遗体捐献志愿书。

只有一个念想，和伤病员共生死

1925年，仲振江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五区浒演村，小时的家中一贫如洗，食不果腹。1938年4月，不到十三岁的他在济南军区独立团入伍，父亲是班长，哥哥是通讯员，都在一个团当兵。

1943年，时任看护副班长的仲振江两次在得知日军即将扫荡的消息后，连夜带领10多名伤病员迅速转移到20多里地外的农村，一个人每天负责伤员的换药、治疗以及生活护理，由于他的精心照料和机智掩护，一个月后十几名伤员全部归队，无一伤亡，他因此获得冀南三分区“甲等模范”表彰。

他常常回忆起他所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争岁月，作为刘邓大军的主力，1947年6月30日晚渡黄河，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追兵。经过黄泛区的时候，遍地淤泥，积水没膝，他始终守护在伤病员身边。挺进大别山，遇上严寒没有棉衣，晚上挖地洞、盖稻草，那样的艰苦岁月，他护理的伤病员损失最小。

他也深刻地记得1951年在第六十六预备医院，医院接收抗美援朝志愿军伤员，没日没夜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救治……

在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里，仲振江心里始终留存着一个念想，“就是和伤病员共生死”。

年轻时的仲振江。

虽然老了，还是要听党的话

抗战时期的经历在仲振江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正是在那段岁月里，他更加坚定了作为一名党员的自律与自觉。1944年，仲振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已有75年党龄。1956年，仲振江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工作，曾担任办公室主任，医院副院长。1985年离休。

对于老党员仲振江而言，最不愿意错过的就是党员的组织活动。2018年4月，彼时天气阴雨湿冷，寒气未退，仲振江因感冒发烧住进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缺席了当月的组织生活会。出院的第二天，身体还未完全康复，93岁高龄的他便冒着大雨，把开会时要交的党费送到支部宣传委员吴巧明同志手上。

他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没来开会，不在自己医院住院，是不想麻烦你们来慰问我，今天特地来补交党费，向组织说明一下情况。”因为打了几天点滴，仲振江手上的淤青还未消退。“仲老，您身体不好，又下着大雨，我们送您回家吧”，吴巧明说道。为了不麻烦别人，仲振江坚决地拒绝了，一个人颤颤巍巍地坐上了公交车回家。

“要做守纪律、讲规矩、有自觉的共产党员。”仲振江终其一生都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自律与进取。他每天给家人读书读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被他翻得书皮掉色，随便翻开一页，里面的内容都能脱口而出。“我虽然老了，但还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

仲振江的遗体和人体捐献登记证。

捐献遗体，为国家做最后一点贡献

“我一辈子都在做医疗卫生工作，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国家很需要遗体捐献，我想最后再做一点贡献。”早在三年前，仲振江就萌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他暗自写下了报告，但是因为觉得自己身体还过得去，便没有将报告上交到组织。

2017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仲振江因肺部感染、脑梗死多次住院治疗。每况愈下的身体，让他越来越担心死亡的突然降临。“这几年身体越来越差，说不定哪天就突然不行了。”几经考虑后，他跟老伴、儿女商量好，便把遗体捐献志愿书交给了组织。

第一次谈到遗体捐献时，仲振江的儿女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可却经不住他的一再坚持。今年10月，在儿女们的陪同下，仲振江办理了捐献手续。

“我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身后事就简单地处理，遗体捐献这个事就很简单，我不图什么。”谈起捐献遗体，仲振江表现得很淡然，于他而言，这不过是身为党员，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