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钩沉传奇故事，解构文化内涵。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网联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特别开辟“湘雅往事”栏目，通过对老前辈们个人成长和奋斗经历、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学科发展历程等进行文字、影像的采集整理，以访谈录的形式呈现老一辈医学大家勤学苦练、立德树人的奋斗史。

系列报道：

湘雅往事① | 李学渊教授：活到老，学到老

湘雅往事② | 袁明道教授：三代湘雅人 一片赤子心

湘雅往事③ | 肖剑秋教授：医海泛舟70载 丈量健康尺度济苍生

湘雅往事④ | 孙明教授：家训和院训是我的行医守则

湘雅往事⑤ | 张成裕教授：追梦赤子心，热土家国情

【人物名片】

周凯书，1929年2月出生，湖南望城县人，中共党员，超声医学专家。1956年7月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医疗系，并留校在附属医院理疗科工作。

1967年开始探索A型超声诊断的应用，为超声诊断学用于医院临床奠定了基础。1975年率先在湖南成立理疗专业委员会，推动了该专业的发展，并担任两届主任委员、中华理疗学会委员及《医学百科全书理疗卷》编委。1981年服从工作需要，完全脱离原专业，专门从事二维超声影像诊断，又先于我国在湖南首先建立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并任主任委员，对湖南开展这一新的专业，起到了奠基作用，继之被选为中华医学会超声学会委员、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医学会常务理事，以及本专业两个国家级杂志编委。1988年，首先在科室招收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成为硕士生导师。1984年-1989年任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

30多年来，从治疗到诊断，在工作实践中总结有《应用低频电疗治疗术后膀胱尿涨留》，进行了“高频电疗对急性肾衰竭疗法的评定”。在超声诊断方面有《正常眼轴长度超声测量分析》、灰阶超声对外科黄疸以及对胆管肿瘤评价等文章。随着超声仪器的进展，应用较多时间对彩色血流显像在肝内占位性病变进行研究，特别对弥漫型肝癌图像及显示出的血流有一定的认识。他还参与了《现代诊疗技术》《耳鼻喉科理论与实践》等书有关超声章节的编写。

记者：请谈谈您的成长和学习经历。

周凯书：我是乡下农家长大的孩子，4岁父亲就去世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出来，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已经有了人生的规划，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想着如何能够到长沙市里头来找个工作，就相当不错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目标。

我十岁就读完了小学四年级，然后就开始跟老先生读了两年旧书。43年读初中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学校被迫解散，我们一家辗转沅陵、岳阳、桃源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上学。

后来听闻湘雅招生，我就参加考试，51年的时候进了湘雅。因为读书期间总是断断续续，学习习惯也没有养成，所以我的学习进度还是比较慢的。记得湘雅当时有个特点，每个老师上课，上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会发小条子，意思是准备考试。而老师们的严厉也是很出名的，有次上课，一个进修生迟到了，被老师罚站在讲台，足足训了20分钟。

记者：您从事超声医学事业之初，当时这还是一个新兴学科，是否遇到了很多困难？

周凯书：我原本是要去外科实习的，但是等到报到的时候却发现被改到了理疗科，我当时就蒙了，因为我一直很想成为外科医生，对理疗一点兴趣没有。负责分配的老师一句“共产党员不去，那谁去？”身为党员的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

50年代初期，湘雅就有理疗科了，有段时间和体疗科合并在一起称为理体疗科。当时整个理疗包括高频电疗室、低频电疗室。此外还有光疗、蜡疗等等，那真的是算比较领先的。

60年代初期，国外开始使用A超帮助诊断。所谓A超，就是A型（amplitudemode）超声诊断法，现在几乎废弃不用了，但当时非常先进，国内还用得少。1960年，湘雅医院派出传染科杨家芬老师到上海六医院参加A超医学培训。因为上海生产了ABP超声诊断仪，学成回来后，我们就申请购买了这个仪器。后来没多久就“文革”了，好大一个箱子一直被闲置在那里，“文革”后才拆封。我记得随机器带着一本上海编制的《超声诊断学》，专讲A超，我就开始逐渐摸索起来。

书看完了，但还得观察别人怎么使用。于是，我又悄悄跑去163医院看了半天，到省人民医院看了半天。看了之后心里有底了，就开始自己慢慢做，熟练后又带着科室的人一起做。

当时肝炎的发病率还是蛮高的，真正是肝炎的话，波形都有变化，所以搞超声的人都是先测量脏器大小，可以发现肝脏到底如何，肾脏到底长大多少，然后再看波形的变化。所以，《超声诊断学》一书就成了我们仰仗的利器。

拥有了A超，诊断起来可谓如虎添翼，从前那些看不明白的症状，现在终于有点模样了。其实，湘雅并非省内最早使用超声的医院，但是熟悉以后，大家渐渐发现它的好处，便开始办进修班，学科也发展很快，省内基层医院的医生纷纷来院进修。

记者：A超和B超各自有何特点和不同，B超相对来说有哪些方面进步？

周凯书：现在看来，A超很落后，类似小米加步枪，也没普及开来，所以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还有A超。但相对听诊器等设备，A超就像热兵器对冷兵器一样，有划时代的意义。

A超这柄步枪我们才灵活使用没几年，放眼一望，北京、上海的医院又开始使用机关枪了——这个机关枪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B超。B超好像高速延时摄影集一样，能连续、动态地追踪病变，结合多普勒技术还能监测血液流量和方向，从而辨别脏器的受损性质和程度。有了B超，看不见的人体内部器官，就完全暴露在医生眼皮底下了。

B超相比A超在信息量方面有大改变，等于是我们平时拿个钻子，钻一块肉就是一个洞，B超就是一放下去等于是切开的，整个都是探头，所以信息量相当多，可以把脏器的大小、里面实际的变化都了解到。比方讲A超要诊断胆囊结石，碰到石头以后那个波形很高，而且是不变的，而B超则能够直观地看到胆囊的形状，如果侧身，甚至可以看到石头一下滚过来，叫做实时成像。

79年在浙江莫干山开了一个全国超声会议，请了4位日本的超声协会领导。会上，他们展示了最新的超声设备，我第一次在B超下看到了胆囊结石。这次学习，让我有种“开眼看世界”的感觉。

我回来就说，再不搞B超就落后一大截了。我便申请购买日立EUB21型号的B超诊断机。当时申请一台这样的机器很难，因为需要动用外汇。但那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只知道有医院为了申请B超机还动用了人大会作表决。等到我们的申请批复下来时，EUB21已经不生产了，生产的是EUB22新型号。

机器来了，怎么用？于是，我把科室和一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组织起来，互相交流讨论，没有专著杂志就从相关文献篇章的只字片语中找线索。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全部搞明白了。

因为当时湖南大多数医院还在使用A超，我们的B超一来，是很先进的，对病人诊断有很大帮助。那段时间内，超声一度成为外科做手术前必需的检查。所以，我们湘雅的好多老超声科专家，都是EUB22带出来的，这台机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学科要发展，硬件条件一定要跟上，目前我院超声影像科场地还是相对小了一些，同时科学研究也要进一步跟上。因为，如果我们要保持在医学的前沿阵地，对于新技术新设备就时刻不能放松学习和钻研的机会。

记者：您当了五年的医院一把手，亲家阎华教授是您后一任党委书记，但儿媳妇却是以工人身份退休的。两位领导没有为家人谋半点私利，非常难能可贵。

周凯书：我和亲家对整个大家庭和自己要求都很严格，要求家人走正道，不能只管自己和所在科室，要率先垂范。这一点不是讲大话，我和亲家一辈子连公家五毛钱都没拿过。因为生活在群众中间，你的一点一滴都是透明的，你是为公家在做事，还是为自己私人打底子？别人都有看法，讲话也是一样的，大家心里都清楚。

别人反映，说我做党委书记没架子，我说什么是架子，我想都没想过，应该是尽可能多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别人找你，不管事情大小，都要重视。有必要的话，还要拿本子记下来，把民意落实到医院的政策和一些举措上。我们那一届的领导，互相都不喊书记、院长，都改成老罗、老李……5年下来，大家还蛮亲热，现在看到他们也是这么喊。

记者：您在湘雅从读书到工作待了一辈子，有什么感悟跟我们分享一下。

周凯书：多年来，我形成了自己做人的原则，那就是对待工作，首先是服从需要；接受任务，一定努力完成；不论为官还是为民，总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医生，接近群众，团结同事一道工作，关心青年医师成长，对检查病人做到耐心认真。为了工作或病人利益，能向周围同事请教，吸取正确意见。

今年，我的大孙女在北大深圳医院硕士毕业，每天很忙，叫苦连天。我就鼓励她，说年轻人就是要忙，忙才能从病人身上学到东西。特殊病例能追踪的一定要追踪，对你绝对有好处。不是病人走了你就没事了，应该要负责到底。

提起湘雅，最先想到的词语是责任。说文解字曰：责，求也，任，保也。责任，求得担保和保证。医疗工作不能敷衍，不是什么小商小贩，你买就买不买就拉倒，那不行。病人有好多东西想找人讲，你就要听他讲，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每个医生，都要对自己做过的每件事负责，同时也要将自己说过的话付诸行动，时时刻刻铭记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是每个湘雅人应当做好的事情。

统筹：罗闻 刘丹 周曼

文字：罗闻 严晓博 刘丹 周曼

编导：曾慧

摄像：杜洋

配音：田萌

剪辑：张鹏苏 刘莉

后期：王轶楠

视觉设计：杨靖舟